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生态与引导研究基于新(4)

一是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，但并非单纯的传声筒或新闻的搬运工。有些新闻报道不能因时而变，热衷于原封不动地转发党政部门的声音，照搬党和政府的文件、讲话稿和会议发言，只限于完成政府部门公众号的规定任务。这种新闻带有浓厚的宣传意味，尽管不会出现舆论导向错误，但因为缺少情感、语言生硬、远离人心，导致传播效果极其不佳。搬运式新闻宣传不但拉大了人民与政府的距离，而且还会损伤新闻媒体的公信力，消解新闻媒体的引领作用。抗疫期间，为了保证令行禁止，全国上下确实需要保持思想和行动的高度一致，但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并不代表新闻宣传必须采用相同的表述，或是完全复制发言稿中的字词句，而是应该深入领会党和政府领导抗疫的精神实质，全方位挖掘相关新闻事实，多角度讲好新闻故事，进而做到精神和内涵一致，将党和政府的声音有效地传播出去。新华社湖北分社的女记者廖君获得全国“抗疫”奖，但她有关“李文亮等8人是不是谣言者”“新冠病毒会不会人传人”的新闻报道受到人们的质疑。这些报道缺少深入调查、照搬当地部门意见，不仅缺少新闻价值，而且还会给民众和决策者造成误导。新闻记者如果只是满足于原封不动地报道地方政府的声音，不对新闻进行独立思考和调查，客观上就放弃了新闻瞭望者的职能。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在任何时候，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混沌期，更应该是一位危机预警者，是那个点亮火把、照亮真实的人。

二是对新媒体监管乏力，新媒体舆情野蛮生长。新媒体社交平台成为疫情时期舆情、舆论的多发地，有六成以上的舆论诞生于社交媒体。有些社交媒体不是出于建设性、促进性的目的讨论问题，而是为了赚取点击率热衷于片面曝光问题、为了批评政府而批评政府，从而使社会舆论更加偏激，加剧和激化了社会矛盾。新媒体监管部门对舆情管理缺位、标准不一、处置滞后、措施失当，这使得新媒体内容质量参差不清，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肆意妄为之地。由于有些网民的媒介素养不高，对虚假信息的辨别能力不强，易受网络水军、国内少数怀有崇美心态的高知分子以及西方社交媒体的影响，从而被带偏舆论方向和节奏。

三是我国媒体在对重大敏感、重要问题的报道方面存在明显缺位，导致国内舆论引导力不强，甚至造成信息中空。抗疫初期，新闻媒体在如何预防新冠肺炎病毒上的宣传不够，结果使处于信息真空的人们无所适从，谣言满天飞，加剧了市场恐慌和民心恐慌。当应对疫情出现社会问题时，有的主流媒体缺乏客观思考和引导国人反思的能力，甚至跟随自媒体步伐人云亦云，在新闻报道上缺少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。整体而言，有些媒体一方面营造舆论的能力不强，在某些重要问题上“失声”，时常被社交媒体营造的舆论带偏方向；另一方面又没对社交媒体暴露出的不够客观、片面等问题及时调查和纠正，这就在客观上放弃了引导舆论的职责，导致一些信息传播繁杂无序。

(五)社交媒体形成信息闭环，“茧房”效应造成舆论复杂化

全媒体时代，新媒体适应碎片化、即时传播的需要，成为人们接受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。作为互联网舆论生态的子系统，新媒体舆论日趋成为社会舆论的最大变量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人们因疫情被隔离在家，社交现实距离增大，而人们接触媒体的频率显著增加。《中国青年报社》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：80.8%的受访者每天浏览疫情信息1小时以上。在信息渠道方面，76.7%的受访者通过电视获取疫情信息，其他渠道还有：朋友圈(47.3%)、微信群(45.2%)、公众号(41.9%)、短视频平台(32.4%)、微博(25.0%)等。(9)杜园春、孙山：《八成受访者每天浏览疫情信息1小时以上》，《中国青年报》2020年2月26日第4版。可见，除了电视这一传统媒体之外，微信群、微信朋友圈、公众号的信息传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在全媒体环境下，微信等新媒体成为舆论热点不断变化的重要推手，塑造出全新的舆论生态，展现出强大的舆论动员能力，使舆论环境更加复杂多变。在社交媒体圈里，人们因拥有相似价值观、阅历和喜好而具有天然的心理亲近感，他们更愿意依赖部落化或社区化的“小圈子”去获取资讯、分享观点，并对这些信息保持较高的信任度，这就容易造成信息“茧房效应”。人们不仅习惯接受自己编织的信息“茧房”，也希望能通过信息“茧房”减少选择外部信息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，从而增加安全感，这使得自由度高、受控性弱的社交媒体变成了虚假信息传播的温床。

文章来源：《生态毒理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stdlxbzz.cn/qikandaodu/2021/0311/690.html